媒体传真
首页 - 媒体传真
2021-1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都又铭 王晓艳

【学术中国·马克思主义】观点荟萃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了不同角度和层次的理论阐释,本版以“观点荟萃”的形式进行整体呈现,后续相关版面将纵深展现更加丰富的学术内容。


孙正聿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9年被评选为“吉林骄傲”人物。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在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中国历史境遇,决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中国“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一系列构想,逐步形成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新的创造性探索,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理念,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总目标,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实现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根本社会条件”,又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为实质内容。中国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于和实现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伟大实践之中。如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现实基础。


吴晓明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现任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曾获全国模范教师、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

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马克思的现实观”“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人类文明新类型”等重要命题,引起了广泛的学术关注和讨论。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的本质性关联之上,而且有超越现代性文明、创造新文明类型的可能。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并由此开启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这条道路具有一个双重的本质规定:它是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统一的历史性进程。这样一种历史性进程是在“世界历史”的境域中开展出来的,世界历史不是一种普遍抽象,现代性在它所占据的全部领域中建立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的权力关系。中国近代以1840年为标志性开端的挑战和危机,归根到底起源于“世界历史”及其内在的支配—从属关系。而构成百年中国道路本质规定的不仅是现代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决定性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本质性和必然性,则是通过百年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实践进程及其理论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还在于:它在完成其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实践要求和实践主张无非意味着:通过扬弃现代性本身而开展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张异宾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社科联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构境论”等学术主张,备受学界关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基于现实国情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本质体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现实发展,细致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动态,努力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新问题,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


大卫·麦克莱伦

DavidMcLellan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理论名誉教授,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研究员,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在欧美有着深刻的学术影响力。他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被公认为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之一,是第一部涵盖了马克思生活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观点。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分别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后到共产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可以找到这些观点。然而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新的理念:若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能还有其他的途径。我们可以从他对中英鸦片战争的评价中看出这一点。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是支持英国的,但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开始支持中国。他对印度的看法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在19世纪50年代初他认为英国是帮助印度进步的外力,但在1857年印度兵变之后,他开始怀疑这一点。这也同样改变了他对帝国主义的进步性的看法。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开始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归类到一系列进步的生产方式中。在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了讨论该问题的其他模式。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20年里,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他开始对俄国的社会体系产生巨大兴趣。在回应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时,他形成了一个观念,那就是俄国农村公社可能为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强调说自己对于资本主义进程的看法,仅仅局限于他对西欧发展的看法,他反对所有的国家都遵循西方国家开辟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多极道路。


艾四林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高校研究生思政课分教指委副主任、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研究方面有丰硕的学术成果。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是我们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设想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归根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道路。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三步走”到新时代“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安排,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等等,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的特点。从改革开放直到2020年,我国实现了7亿多困难群众的脱贫,中华民族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一座丰碑。


仰海峰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和丰硕成果。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这是在世界历史情境下不得不面对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来看,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其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导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简单地沿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已经难以真正解决问题。这是19世纪后期中国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时面临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开启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同样是一条反思性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构架与理论特色。


刘同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获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和劳动正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其中交融统一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和历史主体的现代性选择与原创性实践。当历史日益成为世界历史,各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世界历史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外部冲击,致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由此经历了从被迫强行移植到主动改革转型直至逐渐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过程。这一过程全方位展现了中国人民坚持追求、探索现代化的努力和智慧。

具有生成性的世界历史形成了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也按照世界历史的运行逻辑和规律重新进行自我规划与改革。但世界历史因其内在规定而在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作为后发优势国家,要想在持续改革、实践中形成独具成效的现代化新道路,就必须抓住、用好世界历史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将自身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积极关联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之所以不可逆转,在实然维度上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及系统性战略部署的要求所规定,在应然维度上是对中国抓住世界历史的机遇,借助世界历史打开被封存的文明记忆,并凸显中国在文明层面的世界影响力和塑造力的必然要求。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应用哲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重大规划创新平台首席专家。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政治哲学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和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系统性与实践探索的创新性。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体现了中国人徐图自强、赶上时代的精神历程,必然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意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场域,从根本上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由此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文科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伦理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价值哲学学会副会长、特邀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致力于研究公共性、价值哲学等重要哲学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之理念、范式及愿景,关涉人类精神生活高度,具有典范性、创新性以及前瞻性和引领性。立足经典作家“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宗旨,着眼中国式现代化所内蕴的独特“价值发现”与“文明自觉”的逻辑,需要对其所具有的深刻的学理性内蕴和普遍性、范式性思想意义作出科学诠释。中国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是实践合理性的文明,是财富共创共享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是天下一家、人类一体的公共性文明,它毋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具有前瞻性的代表了人类历史演进方向,符合优良人性的生成逻辑,把准了人类价值的内在指针和航向,凝聚了全球意义上一切人类进步的公共性智识,表达的是一个自信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崛起中的大国对于一个和平、美丽的正在到来的新世界的中国行动方案、中国治理智慧。


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学学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共识等领域研究成果丰硕。


中国共产党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逻辑之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理念与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在底蕴和传统文化基因,其核心要义在于:天地乃生命之本体;安所、守位方能遂生;致中和而赞化育是最佳选择;生而有道则存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这一理念的继承、发展可以从“生”“位”“所”“育”四个角度体现出来,即生命至上和追求美好生活;稳定压倒一切和防范重大风险;各得其所和各尽所能;以存在看待发展和以发展成就生命。不过,这一重要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底蕴式作用目前尚未得到自觉彰显,亟须引起高度重视与深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