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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3 作者:吴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何昕妍 王晓艳

在全球视野中探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

2021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10月9-10日,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英国、日本、韩国和中国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位学者齐聚一堂,探讨九·一八事变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共同努力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搭建沟通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桥梁。

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吴楠/摄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

9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经长期密谋,故意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一段,然后伪造现场,诬称中国军队所为,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制造了震动国际社会的九·一八事变。短短数月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全境,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制造了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军政当局,秉持“不抵抗”方针,听凭日军蹂躏中国国土和人民,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干预,国际联盟代表团来到东亚,在中日两国和中国东北进行了实地调查,确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东北人民和河北山东等地的中国国民并无差异,所谓的“满洲国”纯粹出于日军的扶植。但当时的国际社会,并无机制和力量对无视国际共识的日本进行有效制裁。结果,国际社会重新被“丛林法则”支配,德意日法西斯横行无忌,整个世界陷入强权即真理的黑暗时代。

南京大学副校长陆延青表示,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当然,挑起事变的日本也未能全身而退,最终无条件投降。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和所有爱国者一起,站到了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并获得了苏联、朝鲜等国人民和党的支持,他们的奋战,使日本军国主义遭到沉重打击。

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吴楠/摄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王建朗表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是中国国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的时期。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应进行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是20世纪的重大变局之一,我们研讨抗日战争,对处于新的世界变局中的当今中国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如变局中如何应对强权,如何尽可能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可以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臧运祜通过梳理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政策发现,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经由“华北事变”,而终于在七七事变后走向全面侵华战争,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是“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1931-1945)的重要历史阶段。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希亮表示,日本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绝非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以及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擅自行动”那么简单,亦非是偶然或权宜之举,而是明治以来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满蒙因素”使然,是经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继续扩张在东北各种权益,甚至图谋割裂中国版图、独占中国东北的切实步骤,还是日本陷入经济滑坡、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困境中,不惜军事冒险侵吞中国东北、转嫁各种危机、以收一石二鸟之效的“最佳路径”。

  各国学者共同描绘九·一八事变立体图景

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高士华表示,从中国史的视角来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意图彻底灭亡中国的开始;从世界史的视角来说,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破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脆弱的和平,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即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解决两个国家间的争端。此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德国、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都是很大程度上效仿日本动用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侵略中国。他建议,史学界应对日俄战争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期间的历史,做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近代以来,邮政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它是国家主权的一个象征。南京邮电大学校长叶美兰谈到了她对“中国抗战为什么能赢”的理解,并从邮政史的角度看九·一八事变。她表示,实际上日本对中国邮政的掠夺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开始了。日本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东北设置大量日本邮局掠夺中国邮物。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邮政局所是日本优先控制的对象,中国的邮务工人为反对日本接管东北邮务进行多次抗争。在此期间,无论是日本对中国东北邮权的掠夺,还是国民政府对东北邮务的处置,均涉及中、日、美、苏、英等多个国家,因此从中国近代邮政与国家主权研究的视角来讲,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

会议现场本网记者 吴楠/摄

江南大学党委书记朱庆葆提出,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日之间的一个局部冲突,更是影响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把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研究放在全球视野中进行探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向,这个趋向顺应了学界共识、国家需求。抗战史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祁建民以一名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小林太郎的日记为线索,结合其他资料对抗日战争中日本普通士兵的战场生活状况进行分析,并总结出侵华日军的普通士兵的一般心态。他表示,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不但在武器方面,在军队机械化、后勤保障方面也有很大缺陷。日军为了弥补其缺陷,在日俄战争之后,特别强调其精神作用,企图以武士道精神弥补其物质上的不足,狂热的战争动员也属于这一方面。但这种战争动员并不能持久,其效率也不高。

“在1945年的最后几个月,随着冷战开始形成,东北问题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拉纳·米特研究蒋介石之子、东北地区代表蒋经国和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日记后提出,蒋经国1945年秋天在长春的经历告诉我们,当时历史参与者能做的决定有哪些。东北问题是一系列边境问题中的一项。

1931年至1932年中日危机爆发期间,丹麦驻华外交官曾数次就其在华所见向丹麦外交部发送急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研究系教授何铭生分析这些急件发现,没有一封急件表明,丹麦外交官察觉到,满洲危机以及日本自中国东北到上海的渐进的侵略行为是对一战后形成的脆弱的国际体系的挑战,这与后世历史学家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后世历史学家认为,国际体系的逐渐崩溃,最初的例子便是1930年代早期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随后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5-1936),德国、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1936-1939)以及日本全面侵华(1937年起)。外交官们未能把握亲见各事的真正历史意义,这本身就可作为关键语境来理解西方对1930年代国际体系受到威胁的“反应迟钝”。

与会学者合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供图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从接待与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李顿调查团上海南京北平之行。他表示,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受到中国各界的热情招待。国民政府与日方一样,在细致接待的同时,向调查团全面表达己方的政治诉求,希望影响其立场。但殷勤的接待并没有改变会谈过程中调查团的严厉态度,而调查团亦在繁复的调查、会谈中确认众多关键事实,作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政治判断。接待导向政治,却不能取代政治。李顿调查团的三地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弱国外交”的姿态和面相。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序幕,亦改变了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格局,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广义介绍了他对国外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梳理。他表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对中国抗战史研究逐渐形成高潮,研究队伍也呈增长态势,加大了新理论、新问题、新方法的持续性产出。从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研究不仅取得显著成就,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研究动向、趋势和特点:欧美学者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领域,苏俄学者主要关注中苏关系演变及远东安全防御体系建设,朝韩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在满地区抗日运动和满洲移民研究、日本学者主要集中于事变决策者博弈过程、日本民众动员及日本法西斯主义等,使得不同国家及领域的学者共同呈现出这段历史的多个面相,描绘出立体式的历史图景。

“但也应该看到,国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仍然有诸多探索空间,如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三边关系研究、三者之间的冲突导致中共决策变化研究、事变爆发后各方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研究、东北抗联活动研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亟须各国学者加以关注和研究。”王广义说。

会议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京大学中日历史问题研究中心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