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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4 作者:社会学院 来源:社会学院 责编:新闻中心

陈云松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探讨社会学研究的宏观转向

南京大学陈云松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3月刊发表《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一文。文章认为,基于个体样本的社会学定量研究,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研究的微观旨趣。这一旨趣虽然帮助定量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也逐渐暴露出缺乏理论观照与社会治理贡献度的短板。文章从历史、特征、路径、意义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宏观视角下的社会学定量研究的重要性,并具体的指出了两种宏观转向的路径,即基于饱和数据的时空覆盖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作者认为,中国学者的宏观定量社会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在服务国之大者方面具有重要的当代使命和学科价值。

作者首先从现状特征、历史渊源和当代危机等方面剖析了"微观旨趣"在定量社会学研究中的渊薮与源流。通过对中美两国社会学顶级级期刊《社会学研究》、《美国社会学杂志》与《美国社会学评论》全部的论文的检视,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群体的研究一直占比极小。实际上,微观研究特别是微观理论从70年代起就开始大行其道。微观层面研究所暗含的认识论起点是,社会是简单地由个体加总而成,而宏观研究把社会看作由空间、时间和行政结构所定义的单元组成,以群体为抽样样本或总体样本进行研究,可以更为准确地描摹与接近人类社会的真实构成和治理结构。微观研究的过度聚焦为定量社会学带来三个方面的危机:学科视野的窄化、研究方法的固化和理论关照的矮化。

与微观旨趣相对应的,宏观转向立足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研究具有理论、方法上的价值,填补了"中层理论"的实证研究维度,丰富了社会学因果推断的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在治理与制度上,宏观社会研究可以更精准地服务社会治理的决策,还能实际检验制度优势。在实现条件方面,宏观层面的定量研究有两种研究路径,分别是通过局部宏观研究甚至宏观微观混合研究的累加来达到或接近宏观分析(如皮凯蒂、帕特南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以及在宏观层面实现对全部主体样本或单个复杂主体系统的分析。后者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信息和方法的引入,越来越成为社科研究的前沿和重点发力方向。

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具体取径为何?论文给出了四种可行性路径:第一种是基于海量文本的结构发现,即借助机器学习,通过文本展现潜在的社会文化结构,或是借助大数据可视化工具和指标描述,归纳发现文本中的特征和规律并形成社会文化理论;第二种是基于网络数据的复杂性研究,以社会学的方式呈现复杂系统,如复杂网络的描述与测量、复杂过程的方针和模型;第三种路径是基于宏观社会变量的实证关联分析,是对宏观理论的统计检验;第四种则是为了厘清区群谬误,所做的基于宏观微观双重数据的多层研究。

通过这四条具体路径,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实现了可操作化。而这一转向拥有更大的本土使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中国社会学自80年代重建以来,一直采取的是后发依附式的策略:理论研究多以欧洲社会学为蓝本,而实证特别是定量研究多以美国社会学为蓝本,使得如今的中国社会学定量研究几乎仅重视当代中国,志向仅在于检验西方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也带来了在全球学术竞争中话语权较弱、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较小的后果。因此必须要实践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的发展,这样将有望加速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这一重要和具体的使命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问题意识,从西方理论的传统渊薮走向中国之治的聚焦导向,学者要善于利用多来源大数据记录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过程,回归本土议题、聚焦中国之治。二是理论担当方面,从西方理论的中国旁证走向中国理论的话语建构。在学科积累的基础上,探索本土宏观理论的提出和体系构建:大数据蕴含大现象、大规律,能够引致新的大理论、大发现。三是服务能力,从本土现象的微观聚焦走向"国之大者"的战略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范围更准确、也更有说服力。四是历史关照,从当代社会的短焦详察走向兼顾中华文脉的长焦远读。背靠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社会学也应当承袭历史视野和文化关照,利用现代的跨越大时空的大数据,解读、量化历史数据与文化资料,从而获得适合本土的、新的概念、观点与理论。五是人才培养上,从单一的个体科研训练模式,走向教学相长的立德树人团队模式。培养出既适合成为全方位学术训练、宏观理论思维养成的专业领域,更在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上突出的人才,有利于促进跨专业、跨机构、跨地域、跨场域的学术合作,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梯队培养。六是传播使命,从仰视或漠视西方学术平台走向在全球学术平台中竞争和主导。以自信的心态在全球学术竞争中形成国际学界公认和推重的中国学派,在全球学术平台发表、发声,以数据和学理来支撑展现出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道路、中国方案。

文章最后指出,大数据技术使得定量研究的宏观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支持,空前的信息时空覆盖和复杂程度,使得传统调查问卷等方法所不能测量的宏观社会指标和复杂系统特征,都能够被学者所挖掘和利用。在此基础上,应当倡导定量学者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来传承社会学理论传统、承担服务"国之大者"的责任,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这样的转向,既更大程度地利用上了我国人口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红利,也对中国定量社会学在国际的话语体系中有了更大的竞争力,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化范式重要性论述"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的贯彻与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