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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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跃:说君子(26)

其三,君子不应当做无礼的事。不仁不义之事是君子所不当为,无礼之事亦为君子所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在儒家文化中,“礼”具四义。一是制度规则义,二是秩序等级义,三是恭敬庄重义,四是谦让不争义。通俗地说,“礼”具有法度与道德的双重属性和意义。作为君子不会做那些违背礼的精神之事的。

实际上孔子的“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先问》)正是强调君子做人做事都不应当超出制度和规则所规定的范围,都不能做僭越制度范围内的事。说得通俗点,大到社会治理,规矩是不能乱的。在儒家看来,僭越的行为是最不可容忍的事。正是因为如此,孔子才对当时身为家臣季氏在家观看只有天子能享用的八八六十四人所跳的“八佾”之舞蹈而愤怒不已,于是说出的那句流传千年的名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我们再从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选择开始记事的年代来看他对违背礼制的行为是多么的否定和多么的不容忍。我们都知道,《史记》是从中华文明产生以后记事,具体地说它是从五帝开始,然后是夏、商、周三代,再以后就是春秋战国,最后是秦、汉(汉武帝)。而《资治通鉴》却从公元前403年开始记事,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要知道此时离中华文明的产生已经好几千年了。不要说忽视了五帝,夏商周三代也不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整个的春秋时代也没有进入他的视野。司马光偏偏选择了公元前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记事。所以,《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记载道:“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段话最应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就凭这14个字,记载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意味深长的大事件,而正是因为这件事使得司马光耿耿于怀,从而激起他将这一年作为整个《资治通鉴》的开始之年。那么为什么这一年会有着这样的特殊意义呢?而且,“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14个字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周代天子周威烈王颁布了一道命令,正式把魏斯、赵籍、韩虔从卿大夫升格为诸侯。懂得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被称为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事实,事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而在公元前403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原来的韩赵魏属于卿大夫级,而现在则跃上了第二级的诸侯级。从第三级升到第二级这一事实早在五十年前就发生了,这属于严重违背礼制的。通俗地说,这是严重破坏规矩的事件,说得再严重些,这就是大逆不道的事件。但是,在这种事情发生五十年后的公元前403年竟然被当时天子承认了,正式下文将其合法化了。由卿大夫上升到诸侯,这个事件太大了。我们历史文化喜欢用一个词称呼这一行为,叫“僭越”。什么叫僭越?原来你不是这个地位,不是这个名位,你违规上升到这个地位、级别,这就是僭越。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维护者的司马光怎么能容忍韩赵魏做出那种事情,更无奈和悲愤当时的周王的行为。所以他非常看重这个问题,对于韩赵魏三家这种破坏礼制规矩的行为要加以谴责。所以为了警示后人,就将公元前403年这一年作为他这部通史的开篇来写。

孔子也正是想通过君子来强化一个思想观念,一个稳定的社会应当有规矩方圆,不要超出此范围去行事,否则就不是君子所为。“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之谓也。

小到个人的行为规范,君子不应当做无礼之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不符合礼的就不看、不听、不说、不做。被孔子称为“明君子”的颜回不无感慨地说道:“回虽然不敏,请事斯语矣。”(同上)我虽然不聪敏,也要按照这些话去做呢。

孔子认为君子是爱憎分明的,也就是说,他明确指出君子是有憎恶的事的。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问孔子道:“‘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货》)以下几种行为是孔子认为君子所憎恶的事:一是憎恶喜欢议论别人坏处的人。二是憎恶居下位而毁谤位高的人。三是憎恶勇敢而不懂礼的人。四是憎恶果敢而顽固不化的人。一句话,君子对于那些不符合礼的事以及不应当的事是非常憎恶的。道理也非常清楚,君子“有恶论“本身就说明君子有憎恶一切不义之行的品德。既然憎恶别人的不义之举,当然明白自己也不应当做这些。

君子不但要不做违背礼制之事,还要不做违背礼敬礼谦之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于他的“谦逊不争”。“谦谦君子”,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