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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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跃:说君子(13)

君子不偏不倚,和而不流,小人反是。以上说到的“君子而时中”“君子素位而行”的思想是在变化中坚守那个不变的德性,从而显示中庸作为至德的诸多特旨。而对于大家最为熟悉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旨,《中庸》则是通过“子路问强”等一些具体问题而得到反映的。我们知道,君子依乎中庸和小人反中庸最明显的表现正是在于君子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而小人反是,做人做事都是偏倚的。另外,君子总是做到和而不流,而小人反是,做人做事总是同流合污而不讲原则。

《中庸》第十章记载了子路向孔子请教什么叫做“强”的问题,孔子首先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还是北方人的强,抑或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南方人的强表现在人情和柔,宽柔教化,不报无道,即对于无道的人和事不采取报复行为,这是柔和型的君子之强。北方人的强表现在人性刚猛,枕戈待旦,死而不惧,这是刚猛型的强梁之强。南方的强偏柔,北方的强偏刚。在孔子看来,这都有违中庸之道。而符合中庸之道的强,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与人和谐相处,但不同流合污;第二,坚守中道,不偏不倚,保持独立,不趋炎赴势;第三,国有道,人显贵,但仍不改初心,守住那未曾发迹时的操守;第四,国无道,人潦倒,但仍不变其志,至死不渝。《中庸》是这样说的:“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从孔子对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的评价中,虽然没有看到对他们的完全否定,但是,从孔子随后提出的自己认为的四种之强来看,他还是对南方之强的“偏柔”和北方之强的“偏刚”持有微词。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之道来说,南方之强显得“不及”,北方之强显得“过”了,而“不及”与“过”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过犹不及”(孔子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朱熹语),此之谓也。孔子正是依据中庸原则而提出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强中之强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矫”者,强大,勇武,“强哉矫”,强中之强也,真正强大也。这四种表现或说境界是孔子对君子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中庸》所强调的君子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种境界里都共同用了四个否定词语,一是“不流”,二是“不倚”,三是“不塞”,四是“不变”。这再一次告诉人们,作为至德的中庸,其主旨和精神正是在于在变中依乎不变的操守和德行。所有这些“强”不是柔之强,更不是刚之强,而是道义之强,德义之强。

《中庸》认为,“过”的行为还表现在那些专注“素隐行怪”之事。所谓“素隐行怪”就是索隐行怪,专门深求隐僻之理而行极端的神秘诡异之事。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过”的方式,来欺世盗名,即便后世对此有所称述,但因为这种过头的行为不是以善为其原则的,亦是有违中庸原则的,所以当然受到孔子的反对。而“不及”的行为还表现在做事不能尽力而为,往往半途而废。对于上述的两种行为孔子是明确否定的。所以,不做“素隐行怪”之“过”的事,君子当会依照中庸而行;不做“半途而废”之“不及”的事,君子即便在遁世不被世人所知的情况下也不会后悔,并会成就中庸之德。《中庸》说:“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而见知不悔,唯圣者能之’。”

《中庸》认为,君子如若能做到了“和而不流”,即善于和谐各种关系,而绝不做随波逐流的事情,那么才称得上真正的强大。“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此之谓也。君子是“和而不流”,而与之相对的小人当然是“流而不和”了。《中庸》的这一思想显然是直接承袭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思想的。“和”是“中”的同义语;“流”“同”是“不中”的同义语。“和”的是合乎德性的善;“流”“同”的是违背德性的恶。要注意“同流”是与“合污”相连的。同流合污者一定是小人所为,一定是乡愿者。而孔孟都将乡愿者视为是德之贼。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内劣而外秀者,同流合污而无原则者乃是乡愿和小人的行径,从而是违背中庸之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