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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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跃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先行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充分证明,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前提。中共改革理论元老杜润生在晚年回顾中国改革经验时就如此说道,在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的变化。因此,为了顺应和推动时代的发展,解放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邓小平曾说过,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中的前两年,做了很多的工作,没有这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中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那两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大家明白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感知到发展的急迫性,体认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解放思想工作,体现在哪些方面?这里,笔者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邓小平1977年7月17日恢复工作,他自告奋勇要抓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这需要情怀,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复出后不抓组织和宣传,却去抓科技教育,这是要跳出小我利益格局;这也需要远见,尤其是在当时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中国,在一批老干部中,他能认识到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这需要见识。

他随后是怎么做的呢?他复出不到一个月,就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也正是这次会议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最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教育部长认为已到8月,当年恢复可能来不及,是邓小平力主加快节奏,当年就出台了“恢复高考”的政策,也就有了中国改革历史上著名的“77级”。

然后,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当时已在病榻上的郭沫若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告,执意要参加大会,并写就“科学的春天”一文,表示自己的激动心情。这个会议在中国全国上下重新树立了这样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被肯定。

第二件事,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外交年”,中国政府派出很多代表团赴欧美日等世界发达国家参观学习。很多领导干部出去后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远远高于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国家底层民众收入远高于领导干部。这些现象刺激了出访的领导干部,对他们思想触动很大,他们意识到中国落后很多,认识到中国需要改革。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多读书和多出去走走,才能称得上见多识广。因此,1978年中国中央政府高层密集外交出访,对他们思想的解放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三件事,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出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序幕。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用邓小平的话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笔者认为,正是有了这三件事,一步步地打开当时禁锢在中国人头脑里的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包括中共党内中高层干部,所以才有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上的突然转向。本来的议题是农业等常规话题,突然由陈云转到对老干部平反等问题上,最后演变成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这个预备会议比原定时间延迟了半个月。也正是这次会议的充分讨论,才使得象征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仅开了五天就高效完成任务。

由此,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得以调正,剩下的就是想办法谋发展。

当然,中国改革不是一马平川,中间经历了几次反复。仍然是不断思想解放才使得人们不纠结于当时,中国改革得以不断向前推进。

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因为触犯了当时对民营经济认识的雷区,几次被抓。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为他说了三次话。邓小平的意思是先放一放,不要动他。得益于邓小平的思想开明,“傻子瓜子”几次脱险。

包括国家和社会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从坚持纯计划经济,到“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再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都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表现。

再看开放。从1980年代初的四大经济特区,再到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再到中国和新加坡联合创办工业园区,再到今天的自贸区,再到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港,开放的步子越来越大。这也是中国政府对开放的思想认识越来越解放的缘故。

1990年代初,当大家对改革方向陷入迷茫和争论时,又是邓小平1992年南下。他疾呼当时中国从上至下的领导人要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国改革的列车又重新启动出发。

朱镕基推动国企改革时,如果没有“打破铁饭碗”思想的革命,国企改革是无法推行下去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充分证明,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前提。中共改革理论元老杜润生在晚年回顾中国改革经验时就如此说道,在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的变化。因此,为了顺应和推动时代的发展,解放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Ronald Harry Coase)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中,对中国改革下一步建议就是建设“思想市场”,意即中国改革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是中国改革得以深入的思想基础建设。

最近中美贸易战,再次凸显中国发动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科技创新需要思想解放,创新意味着与以往不一样,甚至决裂,如果执着于旧观念,是无法实现创新突破的。因此,中国改革再出发,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

(作者是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