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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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跃:说君子(7)

(2)荀子论君子与小人。前文已指出,在先秦儒家著作中,将君子与小人对举来呈现其不同的思想言论当属孔子与荀子二人最多。如果我们仔细来研读《荀子》,你会发现《荀子》一书篇篇不离对君子问题的讨论,尤其擅长将君子与小人对举来进行对君子的德性的高扬,对君子行为的赞扬,对君子人格的推崇,对君子境界的向往。

其一,君子与小人之同者以及之所以异者。荀子首先承认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性的资质、本性、智慧、才能以及天生所具有的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等方面都是一样的。他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以下引《荀子》只注篇名)。就人的本性来说,实际上人人都是一样的,不存在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的情况。只要是人,作为一个生命体的人他们都天生具有同样的本性。荀子始终坚持这一人生而一样的立场。他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性恶》)。那么是什么原因最终使本性都相同的君子与小人彼此之间有了差异的呢?在荀子看来那是因为在后天中对待自己的本性的方式的不同产生了君子与小人的判分。君子之所以为君子,那是因为他们能积极地实行“化性起伪”“注错习俗之当”。小人之所以为小人,那是因为他们“纵性顺情”“注错习俗之过”。

第一,君子及其善行在于“人为”。所谓的“化性起伪”是指变化本性,兴起人为。实际上“化性起伪”就是落实在一个“伪”字上。伪者人为也。荀子认为就人的本性来说乃是呈现“好利焉”“疾恶焉”“好声色焉”诸性,而如果依顺着“它们”,那必然会产生种种恶果,所以必须对此进行变化或说改造,而所有这些变化和改造的工作都是在人的后天时间段来得到实现和完成的,简言之,都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而化性的客观基础正是“注错习俗”。注措者,措置、放置也,特指行为举止。习俗者,习惯风俗也。故所谓“注错习俗”是指行为举止,习惯风俗,统称为后天生活学习环境。通过后天的种种方式来恰当得当地措置人的先天的资质、才能、智慧,一句话,如何正当地而又恰当地措置对待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习俗的节制是变化本性的决定因素,从而也是成为君子的决定因素。“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儒效》),此之谓也。

在荀子那里,“人为”之“伪”主要是专就人的善行以及君子所为而言的。“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此之谓也。因此,君子所为具体体现在,其一,积极变化人之本性;其二,恰当处置人的材质;其三,形成好的习俗。认清人的本性且变化本性是成就善行和成为君子的必要和先决的条件。人究竟是以什么本性而存在的呢?在荀子看来,那就是喜好利益,妒忌憎恨,喜好声色。作为君子正是要变化掉这些本性。针对这一人之本性,通过“化性起伪”而成善以及成就君子。所以荀子明确指出:“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儒效》),“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同上),“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同上),“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性恶》),“则君子注错之当”(《荣辱》)。也就是说,通过师法教化,修身积德,磨炼品行,遵循礼义,谨慎恰当措置自己的材性知能,小心慎重对待外部的风俗习惯即可成为君子了。

第二,小人及其恶行在于“纵性”。小人所为恰恰与君子是相反的。“小人反是”(《修身》),此之谓也。其行具体体现在,其一,顺从且放纵人之本性;其二,错误处置人的材质;其三,养成坏的习俗。如上述,荀子认为,人之性在于喜好利益,妒忌憎恨,喜好声色,而如果依顺着这一本性,就会出现“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残贼生而忠信亡焉”“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性恶》)的情况,而小人正是这样做的。荀子说:“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儒效》),“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荣辱》),“纵性情,安恣孽,而违礼义者为小人”(《性恶》),“而小人注错之过也”(《荣辱》)。也就是说,放纵本性而不重视学习,拒绝师法教化而一味趋利,放纵个人的性情,胡作非为,违背礼义,错误不当地措置自己的材性知能,就成为小人了。

要之,荀子论君子与小人首先是从人性的高度来论述的。在荀子看来,就人天生之性来说,君子与小人是完全一样的,而之所以产生了君子与小人,关键在于对待人性的态度和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