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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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增长点

意识形态、空间生产、世界体系和生命政治问题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新的增长点。通过这四个问题剖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叙事研究,从而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判断、理论把握和反思批判。

意识形态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格局,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越来越微妙。这一主题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一个方面,但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却越发受到重视。从思想史和问题史的变迁角度,我们更能够看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变化过程。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开始,到阿尔都塞、齐泽克等,意识形态问题实则是理论家们关注的重点。

基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卢卡奇采取精神分析所提供的“无意识”这个概念,指认了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既然商品生产形成了与这个商品结构一致的意识形态概念和结构,那么在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都不能避免意识形态这个结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差别在于,在意识形态结构上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将来它注定要走出商品的意识,超越这个结构。

阿尔都塞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直接的劳动生产走向了劳动之外,而这点在霍克海默的《权威与家庭》中就已指认,即文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钢筋水泥。阿尔都塞提出了作为现实的意识形态问题,阐明了意识形态的主要机制就是把个体作为主体给质询出来,这就构成了后来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全部出发点。

齐泽克借助于拉康,把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深处。在齐泽克看来,从无意识的定义直接介入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现实的幻觉,构成了支撑现实的幻象框架。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人们就不会为这些理念行动,所以意识形态才维持着这个现实,进而成为支撑现实的框架。意识形态无疑成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维度,但要切记在进行这一批判的时候,要牢记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教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必须把这一方面与其现实基础结合起来,这才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空间生产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空间中商品的生产转向对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便是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判断。这种空间本身的生产表征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结构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以前是在空间中进行商品的生产,现在连同空间本身都由资本主义生产出来了。空间生产理论从空间、地理到城市问题的探讨,对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作了深入研究,列斐伏尔、哈维、索亚、卡斯特等人正是其中的代表。这一空间转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空间、地理与城市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空间维度入手作为当代激进理论批判新的理论增长点,恰恰表明空间理论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的深刻把握,同样这也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往呈现出多维度性、隐蔽性和深刻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以空间为导向的研究中,要警惕对空间讨论的形而上学化倾向。具体而论,不能就空间来讨论空间,就城市来讨论城市,而是要密切联系当下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新语境中的批判效力。

世界体系理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不是存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之内,而已经扩展到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理论、罗莎·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样还运用了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大范围分析方法,并直接受到巴兰、多斯桑托斯、弗兰克等人的依附性理论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体系理论亦是依附性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世界体系理论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化转向在世界、全球范围视域的扩展。

不论是依附论还是世界体系论,要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发达国家绝不仅是不发达国家的外部,因为我们必须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审视。以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为参照,全球市场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两个部分,这就涉及两个部分之间的交换问题,同样,这个问题也是资本主义要进一步发展下去的重要前提,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已经讲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一样。当今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是以一种多层次的、动态的、多维度的方式进行的。对于依附性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叙事研究,旨在从世界范围来看待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中心与边缘、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动态的、不平衡关系,以及不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衡关系。

生命政治理论

学界流行的做法是把“生命政治”这一术语追溯到鲁道夫·科耶伦时期,但福柯对其的阐发最终使之成为了一个“事件”。即使对于福柯而言,他关于生命政治的思想乃至整个思想的发展都存在前后转变的迹象。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身体的解剖政治学,即围绕人的身体展开的生命权力;二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即对人口进行调节、干预和管理。当前的研究过多关注前期即第一个方面的研究,而减少对第二个方面以及后续更深入的研究,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及由此打开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福柯与马克思的“相遇”才产生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福柯之后,在意大利呈现出对生命政治研究的三条路径,即奈格里的“帝国论”生命政治路径、埃斯波西托的“免疫论”生命政治路径,以及阿甘本“神圣人计划”中建构的生命政治路径。奈格里的研究更多凸显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理解与批判。阿甘本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试图运用历史哲学的方法,在依旧采用政治—司法模式的情况下,研究生命政治概念的最初起源,并将其推演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即回归西方政治传统的根基处。

在对生命政治这一当前重要问题进行把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当代激进左派在反决定论的背景之下,糅合马克思主义在主流理解上走向偶然性崇拜,对偶然性崇拜在政治上就必然转变为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这就注定了他们在捕捉政治方面的时候越走越远。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作为政治泛化理解的时候,左派恰恰丧失了其自身本应拥有的含义。而马克思从历史科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发展规律作了科学的剖析,他从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矛盾运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科学分析阶级得以诞生的条件以及阶级产生以后必然要斗争的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多维度、多方面的特征,我们应该从多角度把握和反思。在这一意义上,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参照意义的重要性无需强调。此外,资本主义经验史的变迁对于理论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如果脱离经验史的参照,理论将变得不可想象。当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科学历史观的时候,要求新的历史观从当前的物质生活出发、从一定条件下的生产力出发、从社会存在出发,来看待精神生活、生产关系、社会意识等。因此,以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来透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是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