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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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生: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空间”在历史书写中的重要意义

自从人类意识产生后,自然空间被对象化。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空间又被资本化、政治化。马克思很早就曾论述过近代以来空间的构成方式和重要意义。他指出:交换的网络、原材料和能源的流动,构成了空间,并由空间决定。历史进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演进,历史记忆依托某个物理性或哲学性空间而存在,把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空间引入历史书写之中,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有极具特色的空间观念,“天下观”就是其中之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之下,京师被设定为天下之中,由城墙拱卫,京城之中复有宫城,以居住皇室。京城周边或曰京兆或曰顺天府,再外围则为“直隶”,南京为首都有南直隶,北京为首都有北直隶。直隶之外为行省。行省之外为藩属,通过朝贡制度维持联系。藩属之外则为蛮荒之地。这种同心圆结构的“空间”,既是地理、物理和有形的,也是哲学、文化、历史和无形的。但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空间观念所代表和承载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生产关系,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扩张中遭遇了巨大挑战。在书写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把中国这个空间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把中国历史视为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前辈学人的遵循。可以说,正是空间观念的改变形成了新的历史书写。

历史研究实践表明,自觉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突出“空间”要素,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的理解。比如,一部世界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强行复制其生产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在空间维度上排拒其他形式生产关系、进而改写其他空间政治建构和文化的历史。所谓“地理大发现”,其本质是欧洲列强在完全陌生的空间中强行复制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乃至国家结构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仅是当地土著和维京人早已“发现”美洲的历史被改写,整个人类近代史的叙述结构和价值取向都被改变。再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多冠以两三省甚至四省之名,如“陕甘宁”“湘鄂赣”“晋冀鲁豫”等。过去我们多从两不管、三不管,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等角度加以分析,却未能深究这些特殊空间里特殊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不仅造成学术分析的简单化,而且不能透视在这些空间中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的特性。再进一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基本依赖工业区和工业生产能力,而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落后的大后方支撑全面抗战。落后的大后方经历了怎样的改造,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以至于能支撑如此长久的全面抗战?从“空间”要素入手,显然可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对“空间”的关注也有利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古老的史学焕发新的生机。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作为一个“世界”,其实正是将其作为彰显长时段综合性史学理念的特殊“空间”。这个“世界”里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无不与特定空间结合。又如,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侵占了整个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辽阔地域。近年来,有学者从通信的角度讨论日本当时的管制结构,从而发现了一个由电缆、无线电、电报、电话等构建起来的巨大技术“空间”,揭示了这一技术“空间”的影响。

当前,在历史书写中,空间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物理意义上说,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必定发生在特定空间之中;从哲学意义上说,历史又必定是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对历史书写而言,空间是主客观的统一和结合。空间制约历史书写的范围、内容和主题,但书写者绝不只是被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想象、界定、形塑。洞悉空间在历史书写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历史书写中体现空间这个要素的深刻含义,是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