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8日
[本篇访问: 2254]
巩本栋:刘永济与程千帆的交谊

刘永济先生与程千帆先生是世交。刘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曾经向程先生的叔祖程颂万问学,而程先生自幼随程颂万长子程君硕先生读书。刘先生是千帆先生的长辈,刘先生发表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的许多文章,程先生原就读过,十分佩服。1940年初,程先生因躲避战乱辗转入川,刚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不久,便去拜访当时亦随武汉大学内迁乐山的刘先生,并把自己和沈祖棻先生的一些作品呈请刘先生指教。刘先生很欣赏程、沈二先生的才华和作品,次年,刘先生便推荐程先生到武大中文系任教。

程先生对刘先生的为人极为推崇。他认为刘先生一生的为人治学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真理的不倦追求。刘先生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而又反复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刘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故事为例。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而是怕后生嘲笑。刘先生将此告诉程先生,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

刘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程先生特别感动。程先生后来回忆说,1941年秋,他与刘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结邻。钱歌川教授与程先生住在山顶,刘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响,而刘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到了晚年,刘先生更是爱惜光阴,天还没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后,休息一下,又工作到深夜。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恐怕所为不及其所欲为。”这极大地激励了当时还很年轻的程先生。

刘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博返约。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刘先生经常开设的课程是屈赋、《文心雕龙》和词,学林便很自然地推崇他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但在程先生与之交往的20多年中,程先生发现,刘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刘先生在群经、诸子、小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他研治古典文学,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刘先生对玄学特别是对《庄子》的造诣。但他除了偶尔谈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外,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文学以外的文章。程先生曾问刘先生说:“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却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刘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刘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而已,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答王子飞书》)。刘先生治学由博返约,不废考据,但主要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程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初与刘先生相识,学术交往很多。刘先生的许多著作和词作的手稿,程先生都读过。有时候程先生也会对这些手稿提出自己的意见,刘先生无不乐于接受。程先生曾珍藏有近百幅刘先生的词稿,都是精楷,可惜都毁于“文革”中了。刘先生曾赠给程先生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做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副对联也足可见出刘先生为人治学的态度。

程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师从刘先生20多年,得其教益最深。确实,刘先生对程先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为人治学的精神上。刘先生一生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并为其传承开新倾尽心力,程先生亦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宓先生就称程先生“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吴宓日记》1946年3月8日记)。而这正是程、刘二先生交往最频繁的时期。程先生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不甘沉沦的原因时,也说道:“这个原因,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去。”(《桑榆忆往》第4页)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为己任,支撑起了程先生的整个人生和学术。

刘先生在学术上属于学衡派,主张不激不随,兼取中西文化的精华而加以融会贯通。他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他的《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曾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印行。他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能得刘勰原意,堪为继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后的又一力作。刘先生谈到自己的这本书,曾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程千帆《刘永济先生传略》)以精于小学推黄季刚先生,以长于持论自许,亦是平情之论。其书有两种附录,《〈文心雕龙〉征引文录》和《〈文心雕龙〉参考文录》,所录作品,极为详备。程先生初到武大,给中文系的学生教大一国文,编为讲义,分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总论选了十篇文章,包括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实际也是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处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是一种总结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可贵尝试,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正与刘先生同。程先生这一时期还明确提出了将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看法。

至于在教学方面,程先生受刘先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程先生到武大任教时仅28岁,刘先生怕千帆先生不能胜任,就在其讲课的教室隔壁悄悄地旁听了一个星期,才算放了心。程先生后来回忆起此事,深情地说道:“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先生对于后辈是如此提携、爱护,就深深地为自己学业无成,辜负了先生的关怀而感到悔恨;同时,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想以先生为榜样去做,虽然还差得远。”(《刘永济先生传略》)程先生晚年来南大后,之所以能发愤著书,传授生徒,取得成就,个中的原因,我们也许能从上述的话语中探知消息。

(作者:巩本栋,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