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24日
[本篇访问: 2009]
赵宪章:“上手性”: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


以现实为参照反思文学理论,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甚或唯一的价值参照。在“现实性”之外,还可以参照“上手性”检讨、评价文学理论的得失与成败,依此进行价值判断同样是可行的。

改变文学理论观念

“接地气”、“接地性”之类的新提法近年来开始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似乎成为了文学理论自我反思的“新坐标”。其实不然,这一所谓的“新提法”实则是“现实性”的近义词、同义语,而后者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理论自我反思的主流话题。特别是新世纪之后,童庆炳、朱立元等许多著名学者相继发表过很多相关论述,呼吁中国文学理论只有密切联系中国现实,才可能形塑自己的特色,才可能与国际学界对话,才可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也就是说,“接地气”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的“新说法”;之所以需要换个概念重述它的存在,首先在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同时也能舒缓同义反复的阅读疲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表现在文论史的书写中:无论古代文论史、现代文论史还是外国文论史,我们历来都是将“现实”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参照,“社会现实→思想文化→文学状况→文学理论”已经成了所有文论史的固定书写模式。种种迹象说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以现实为参照反思文学理论,已经浸入到了我们的骨髓,成了根深蒂固、甚或唯一的价值参照。

果真如此吗?除此“现实性”之外,文学理论的反思果真没有其他参照了吗?果真只能依靠“换说法”而不是“换问题”来反思我们的文学理论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还不至于黔驴技穷。当然,前提应当是文学理论观念的彻底改变。

“上手性”是可供借鉴的新坐标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器物观”及其“上手性”理论,对于改变我们的文学理论观念富有启发性。在他看来,理论并不是摆在那里供我们认识的,而是像“器物”那样供我们“使用”的;进一步说,这些“器物”只是在“被使用”、而不是在“被认知”的状态才能“是其所是”,“物”的本真性也只是处于这一“当下状态”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因此,它们的理想存在方式就应当是一种“当下上手状态”。所谓“上手”,海德格尔解释为“有用、有益、合用、方便”;因此,“上手的东西根本不是从理论上来把握的。”海德格尔的这一“器物观”及其“上手性”理论尽管有些极端,但是不啻切中我们的文学理论弊端,对于重建我们的价值参照,也不妨是一个可供借鉴的新坐标。

所谓文学理论的“上手性”,主要表现为对于作品、作家、思潮等整个文学现象研究的“有用、有益、合用、方便”。回顾古今中外的文论史,无论是中国的“言志”、“缘情”、“意境”、“赋比兴”,还是西方的“模仿”、“隐喻”、“互文”、“真善美”,等等,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就在于它们对于整个文学研究的“上手性”;同义反复,我们找不到一个“非上手”的概念、范畴能够在文论史上流传至今,找不到一个“非上手”的理论至今仍然被我们所使用。这一事实明确告诉我们,“上手性”也可以作为文学理论反思或文论史书写的价值参照。也就是说,在“现实性”之外,还可以参照“上手性”检讨、评价文学理论的得失与成败,依此进行价值判断同样是可行的。

“上手性”和“现实性”并行不悖

“上手性”之所以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在于文学理论作为“理论”的自身性质和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任何“理论”,都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器物”和“工具”,一种供人方便使用、具有“上手性”的“器物”、“工具”。无可置疑的是,将“理论”视作“器物”、“工具”等并非海氏的新创,早有亚里士多德的后学们就曾把先师的逻辑学名之为《工具论》,更有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直接将自己的理论名之为《新工具论》,海德格尔的“器物说”和“上手论”不过是将这一理念纳入现象学和存在论的语境。就文学理论作为“理论”而言,它并没有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只是为整个文学学术提供某种实用的、适用的、“上手的”工具。由此反观某些以“学科建设”的名义所展开的“理论研究”,背后涌动的往往是“自我循环”的暗流,且不说那些即便“自我循环”都不可能的所谓理论。再以近年来的“文学图像论”研究为例,其中同样出现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之所以能被相关研究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诸如“语图互仿”、“图像修辞”、“语象与图像”、“语图符号比较”等,一方面是借鉴了既往的“上手性”理论,同时也因为这些概念与范畴本身能为整个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提供某种“上手性”的理论参照,理论作为“器物”和“工具”的本真性在这一“当下上手状态”被充分显现出来。

当然,将“上手性”作为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并不意味着鄙弃“现实性”,因为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渗的、互补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现实性”以文学理论之外的“现实”为参照,“上手性”则以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为参照;前者属于外在价值参照,后者属于内在价值参照。“现实性”和“上手性”并行不悖,共同建构了文学理论反思与评价的坐标。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坐标系统,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不可偏执。

如是,文学理论的价值导向正大而光明,文学理论的反思与文论史的书写不再偏于一隅,为“老问题”寻找“新说法”不再成为理论反思的唯一。于此,中国文学理论形塑自身、与世界对话等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