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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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荣:中国式现代性与人类文明多样性

~虽然对究竟何谓“现代性”,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人言言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如亨廷顿所言,现代性总是具体的、历史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现代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综览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家均具有各自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的现代性样态。

现代性在“空间布展”上是丰富而具体的,呈现出多样化的复杂态势。西方有“西方式的现代性”,东方则有“东亚式的现代性”。进而言之,西方不同国家的现代性亦相去甚远,东亚不同国家的现代性也形态各异。迄今为止,人类进程中的现代性大抵可以归结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亦称“晚发外生型”)两种类型。总体而言,“西方式的现代性”是一种典型的“先发内生型”的现代性,因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从其社会内部自主地孕育和生长起来的,并没有明显的外部力量介入,这是“内生”的基本义;从时序上看,西方的现代性要早于东方,这是所谓“先发”的含义。而东亚的现代性则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的。例如,中国的现代性就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自主生发的,而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刺激下产生的,用费正清的话来说就叫“刺激—反应”模式(或者叫“冲击—反应”模式)。

“流动”与“变易”是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历史地看,现代性总是变易的、流动的,因为现代社会并非“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不断变化着的“机体”。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甚至从“起点”开始,现代性就是一个“液化的进程”,即一直是“流动性的”。“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处在现代世界里的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运动过程当中。中国学者丰子义亦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点’”,这生动地描绘了现代性“流动”的特点。丰子义还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代性,“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信息社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现代性”。“流动”与“变易”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点,这已然成为中西方学者的“共识”。

现代性的建构没有固定的模式,移植东亚式的现代性是不可取的,照搬西方式的现代性也是行不通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多少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使国家制度成为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黑格尔这里所说的“民族的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民族精神”。当前,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应始终秉承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坚守自己“民族精神”的内核,同时又广泛吸取和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既博采众长,又独具特色,显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根据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社会制度等因素建构起来的,因此是一种“自我建构”、“自主筹划”。

世界是精彩纷呈的,人类文明亦是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样态也不是简单划一的。回望历史,人类文明之河源远流长,奔腾不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种文明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共同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步。安东尼·吉登斯曾坦言,“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必须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应该说,中国道路的成功既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自己的现代性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同时也为人类文明谱系的多样性增添了绚丽斑斓的色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