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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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东波: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三个方面。2017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围绕着这三个方面不断开拓学术增长点、拓展研究新领域,在文献、文体、文化研究,以及古代文学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上都有许多亮点。

  推进文献整理与集成式出版

  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器。2017年,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大型的古代文学文献整理和集成式的著作。如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主编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600册),踪凡、郭英德主编的《历代赋学文献辑刊》(200册),徐雁平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续编》(200册)等。这些以原书影印形式呈现的大型文献丛刊,搜罗了大量相关文献,为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宋尤袤刻本文选》(15册),第一次将宋代尤袤本《文选》这样重要的文献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选学”研究功莫大焉。由刘跃进著、徐华校的《文选旧注辑存》,为学界提供了一部汇集《文选》历代旧注以及中外传本的体大思深之著,堪称“选学”的集大成式著作。此外,陈广宏、侯荣川编校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10册)为明代诗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文献。熊明辑校的《汉魏六朝杂传集》(4册)则是研究汉魏六朝传记文学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这些大型的文献集成之外,刘成国《新见史料与王安石生平行实疑难考》、潘建国《新见清初章回小说〈莽男儿〉考论——兼谈其与〈獭镜缘〉〈绣衣郎〉传奇之关系》、吴凤雏《来自汤公故里的新发现——读最新出土两篇汤显祖撰墓志铭》、郑志良《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探析》等新发现的古代文学文献对于经典作家以及文学史的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强相关文体研究

  2017年,古代文学界发表了众多有关文体研究的论著。李晓红《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系统探讨南朝雅乐歌辞、永明体、绝句体、七言诗等代表性文体的新变现象。葛晓音从诗歌体式的角度揭示杜甫诗体特质,拓展了杜诗学研究的视野。如《杜甫长篇七言“歌”“行”诗的抒情节奏与辨体》提出:“杜甫发现了‘行’诗和节奏与之相近的七古适宜连贯叙述的特性,开创了以七古和‘行’诗反映时事的范例,使原来没有叙述和议论传统的七古扩大了表现功能。”《从五七古短篇看杜诗“宪章汉魏”的创变》认为:“(杜甫)短篇五古没有沿袭陈子昂《感遇》和李白《古风》以组诗咏怀的传统,而是在多种题材中活用汉乐府、古杂诗和古谣谚的创作原理;其短篇七古歌行也融入了汉魏五古中的兴寄和杂言汉乐府的遗韵,这就使其短篇五七古的体调更接近早期汉诗。”

  此外,赵益《孙德谦“说理散不如骈”申论——兼论骈文的深层表达机制》反思了骈文的表达机制问题,并提出:“‘说理散不如骈’命题,逻辑地彰显出‘形式’在文体问题上的本原性。”方笑一《论宋代殿试策文的文本形式》、徐雁平《论清代写照性手卷及其文学史意义》分别讨论了宋代和清代两种文体的文本形式及其文学史意义。李瑄《“梅村体”歌行的文体突破及其价值》提出了戏曲模式对“梅村体”的渗透,加深了对“梅村体”的文体体认。

  重视域外汉籍研究

  2017年,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举办了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三辑,先行出版的有张伯伟《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童岭《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卞东波《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这三部书不但展现了如何利用域外新材料研究古代文学,而且更致力于将古代文学放入到东亚汉文化圈的视域下来对中华文化的世界性进行观照。

此外,由卞东波编纂的《寒山诗日本古注本丛刊》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材料。其《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日韩所刊珍本〈陶渊明集〉丛考》等文则以域外新见的资料丰富了国内现有关于苏东坡和陶渊明的相关研究。

拓展“文学文化史”研究范式

“文学文化史”研究是目前海外汉学界研究古代文学的热门范式,而国内学界很早就开始从文化史的视角导入古代文学研究。2017年有不少论著从文化史的各个角度观照古代文学。胡可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以大量新出土石刻文献为新材料的基础,探讨唐代文学家族传承千年的家风、学风与文风,进而揭示唐代文学生态的多层面向。张海鸥《宋代隐士居士文化与文学》研究了宋代的隐士居士文化对宋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祁伟、周裕锴《宗风与宝训:宋代禅宗写作传统研究》探讨了禅宗世代相传的诗歌范式在宋代所呈现的特殊样态。陈君《政治文化视野中〈汉书〉文本的形成》、许结《汉赋创作与国家形象》、程章灿《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商伟《小说戏演:〈野叟曝言〉与万寿庆典和帝国想像》皆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了古典文本的生成与古代文学的创作。此外,过常宝《祭告制度与〈春秋〉的生成》、蔡丹君《乡里社会与十六国北朝文学的本土复兴》、叶晔《提学制度与明中叶复古文学的央地互动》、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均从文学文化史的语境对古代文学史的演进脉络进行深入剖析。

建设青年学者学术团体

2017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青年学者学术团体的兴起与壮大,这些学术共同体多以青年学者的同人会的形式出现。本年度,先后有针对青年学者的“清代文学研究的经典化与社会化:第二次清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明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第四届宋代文学同人会暨国际中青年学者宋代文学研讨会”、“第一届古代小说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等小型的研讨会成功举办,在避免了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分散的同时,又引领青年学者对系列学术前沿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往往成为解该领域研究进展与动态的必读之书。这些小型的青年学者团体未来一段时间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新常态,也必将引领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此外,2017年国内出版的海外汉学家研究古代文学的论著也多有启发意义,如内山精也的《庙堂与江湖:宋代诗学的空间》、浅见洋二的《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等皆以其独特的视角,开拓了宋代文学研究的新景观。林宗正、张伯伟所编的《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诗学》汇集了海内外20余位学者的论文,展现了海内外学者对中国诗学的最新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后的古代文学研究必将以此为目标,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古为今用,勇于创新,努力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新篇章。(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