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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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翼青:以不变应万变 做中国传播学的“铺路石”

借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建设80周年庆典之际,第十三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于2016年10月15日—16日在南京举办,主题为“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此次传播学大会的主题设置有什么特别意义?如何审视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传播学未来发展路在何方?带着这些问题,本网记者独家对话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胡翼青教授。

现实思考:怎样重建传播所应担负的公共性的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建设80周年,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南大传播学专业有哪些特色优势?正面临哪些挑战?

胡翼青:回顾过去80年,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时断时续,真正连续的办学时间至今只有30年,新闻传播学院更是迟至2003年才成立。虽然南大新闻传播学院成立时间比较短暂,但它在学科成长方面做得很有特色。比如我们在互联网与当代中国研究、传播社会学、传播理论与传播学术史等方面在国内做得有一定的口碑和声望。

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些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少学术氛围和机遇。南京作为一个二线城市,与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相比,可能获得不了那么多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仅是资金、课题,更多的是氛围和机会。在南京做学问,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和圈子里的掌门人或者规划业态的大咖有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外部环境面临较大挑战。尽管我们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论坛、沙龙,来拉动整个南京的学术氛围,但却总有一个困惑:搞这么多学术活动,方向是什么?对于很多年轻学者而言,自娱自乐未必会给他们带来成就感。

二是人才稀缺。优秀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稀缺资源。南京整个城市的气氛和机遇不像一线城市那么出色,而且房价也不低,所以很难吸引那么多优秀的学者、海归或青年博士来南大任教。优秀人才在就业时更倾向选择北上广这样的城市,而不是像南京这样的二线城市。这是很现实的一个挑战。

三是资源瓶颈。尽管在“部校共建”工程的推动下,南大新闻传播学院在硬件条件、课题经费、成长空间等方面都有较大变化,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我们仍然没有能像中传、人大、复旦一样,开办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刊物,这是一个很硬性的资源瓶颈。

四是视野局限。在南京这样的区域性城市,学者们的视野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很多学者容易知识老化,域于一种地方的眼界,因而无法准确地洞察时代的问题,把握时代的脉搏,格局还是小了一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本次传播学大会的主题为“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设置这个主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胡翼青:创办于1982年的中国传播学大会是和中国传播学共同成长的一个会议。随着社交化媒体的兴起,网络化社会关系正在逐渐取代大众传播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去重建传播所应担负的公共性的使命,这是很让当代传播学者焦虑的事情。一种新的社交化媒体,当它登上历史舞台,就会深刻地改变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位置。这种改变会使原先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发生一些变化。新闻媒体的公共性、新闻传播从业者的公共性理念,是否都受到了社交化媒体的挑战?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思考。本届传播学大会的主题策划为“公共传播: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个中原因就在于此。

“媒介融合”:不是互相抄袭 而是互补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总书记曾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您所理解的“媒介融合”是什么样的?

胡翼青:咱们就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网说事。我认为,不同媒介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属性去发展形成互补的格局。报纸的互联网可以走深度路线,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而微信公众号主要应该抓住文章的亮点、创新点,最重要的是要抓到一个问题最让人感到兴奋的触点。如果没有抓到这个点的话,就会很平庸。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一定要让人感受到一种情怀、一种兴奋、一种激动,否则就成为互联网文章的照搬照抄。把互联网上的文章直接照搬到微信公众号上,这绝对不是“媒介融合”,这叫互相抄袭,形不成一种矩阵的态势。我所理解的“媒介融合”就是互补,完全不同的媒介形式,做文章时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应该有一个中央厨房的概念。中央厨房里既有报纸,又有网站,既有音频,又有视频,不同媒介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精加工,而不是直接照搬照抄。媒介的技术、媒介的形式、媒介的内容之间,一定是高度耦合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媒体发展“两微一端”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会追求粉丝数、阅读量、转发量等硬性指标。而学术网站面对的是一群高端的知识精英,可以说是非常小众,因而学术网站的“两微一端”在粉丝数、阅读量、转发量等指标方面很难突破。您觉得要想做好学术网站的“两微一端”,该从哪方面下手?

胡翼青:“两微一端”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更像是一种组织传播,如果是组织传播的话,要想像大众传播一样商业化、大众化,是很难的。它可以形成一种组织的良好形象,形成一个围绕在组织周围的社区,但是却不能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商业利益导向的大众媒体。扩大大众的影响力和形成高端的学术社区,这本身就是两个相反的发展方向。当你照顾大众的口味时,势必会冷落学者,反过来,当你照顾学者的学术追求时,普通大众就不会买单。做好学术网站的“两微一端”,方向不能搞错,应该是组建一个学术社区和学术共同体,为组建无形学院提供服务,形成一个学术社区层面的认同,在少量知识人群中形成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大众传媒,进行学术科普。学术交流是主功能,学术科普是辅功能。如果把方向搞清楚了,那么做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了。

新闻传播学教育:以不变应万变 夯实学生素质

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新的媒介环境变化对新闻传播学教育带来哪些影响?您认为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变化?

胡翼青:新媒介的发展变化实在太快,导致很多课程跟不上形势,比如新闻写作课,可能学生刚上完这门课,外面世界关于新闻的界定就已经变了。我个人认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应该以不变应万变,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学生的素质。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应只是教会学生一些具体的业务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夯实他们的内在素质。我们应该培养出的应该是有更大可塑性的个体,而不只是培养出一个刚毕业就已经定型、只能做好一类事情的个体。一个大学生,如果不能洞穿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那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技术更新换代太快,怎么都跟不上,所以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应该在传统文科的读、写、议这三件事情上,夯实自己的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审美能力、发表观点的能力等等。有了这些基本能力,我相信在任何新媒介时代,学生都会随着媒介的变化形成自己的一套适应能力。在新媒介技术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反而更需要强化人文素质、文化素养的培养,否则驾驭不了日新月异的技术。新闻传播学教育不能太专,不要让细枝末节的雕虫小技,损毁了应该灌输给未来的新闻传播学从业者所应该知道的人间大道和家国情怀。

摆脱“舶来品”: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平等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如何看待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您觉得中国的传播学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胡翼青:传播学进中国快40年了,却一直没有摆脱“舶来品”的特征,它的知识体系、概念体系基本都来自欧美。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传播学仍然是个小学科,影响力还是不够大,而且它目前好像还迷失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定位比较混乱。此外,传播学者头脑中似乎很难形成一张清晰的知识地图,既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理论脉络,也不知道本土研究应该借助哪些资源,一系列的理论教条倒是大行其道。这就是传播学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现状。将来社会如此之媒介化,传播学如果不能对因为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给出自己的答案,不能从中梳理出从传播学视角解释社会的线索,毫无疑问,传播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合法性。所以,传播学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

我个人认为,传播学未来一定是往两个方面发展。第一个方面是,用越来越精密的工具、研究方法去回应问题,给出比原来更专业的对策,比如大数据。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如何把传播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之根连接起来。做新闻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要能跟哲学、社会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话,形成从应用到理论脉络之间的一条通道。如果这条通道打不通,传播学未来的发展会很艰难。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可以很轻松地跨界发表自己的观点,相比而言,新闻传播学的话语权似乎比较薄弱。传播学没有办法在新媒体环境中,以一种积极的挑战者的姿态去阐释世界,问题就出在它原来就不是一种有战斗力的理论,不是一种有阐释力的理论。传播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外部坏境,而在于自身的积贫积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传播学任重而道远。

坐得冷板凳: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刚才讲到,传播学在中国一直没有摆脱“舶来品”这一特征。习总书记曾说过,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您认为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传播学?

胡翼青:每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带有各国烙印的。自然科学可以跨越国界,但是哲学社会科学是基于各国文化基础之上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定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在世界的主导性话语权关联在一起的。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话语权的不断增大,中国人的视角、中国人的经验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定会成长起来。

文化需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牺牲自己,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开山破路、逢水搭桥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一代传播学者来说,使命就是要把传播学这一个学科的概念、理论等基础性的工作做扎实。我把我们这一代人形容为“铺路石”,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扎根在最基本的理论土壤里,做好最基础的工作,为培养下一代学者默默耕耘。如果中国人连一本自己写的传播学史或新闻学史都没有,还如何谈理论创新?越是要做有原创性的东西,就越需要扎扎实实埋头苦干,而不是大干快上,追求数量和轰动效应。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只有坐得冷板凳,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特色。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都能够脚踏实地,不计得失,相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一定会提前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