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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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琦:在研究的道路上 我只走了三步

穿过绿树成荫的小巷子,记者如约来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茅家琦的家中。现年87岁的茅家琦专治中国近代史,他的著作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等多个领域。

回望自己的学术生涯,茅家琦感叹道:“ 60年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我只走了三步,即接受前辈老师的教导,运用中西文两种文字资料研究历史;开展当代台湾研究,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白;弘扬人文精神,深入考虑思想文化与历史实际的关系问题。

  运用外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

  茅家琦于1947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学习,1951年毕业留校。毕业前,茅家琦机缘巧合地参观了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南京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展,萌生了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想法。“ 当时就感觉相较于经济学研究,太平天国史研究更为扎实,更有东西可挖掘。”茅家琦说。

  茅家琦于1956年底调到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工作。进入历史学系以后,茅家琦就开始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他发现我国有关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很多,但对外文资料的引用不够,便在工作间隙开始了相关研究。

  “那时,我白天在系里担任主任助理,处理繁杂的行政工作,晚上回家看书,每天基本上都看到十一二点。”茅家琦告诉记者,就这么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一边翻译,一边记录,他抄了满满6抽屉的卡片,最终出版了《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等多部太平天国史论著。

  开展当代台湾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1980年,茅家琦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去美国访问了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茅家琦看了很多书,了解到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然而,在大陆人民的印象中,1949年以后的台湾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觉得台湾经济的恢复与起飞是靠美国的援助。这让我觉得有责任将台湾1949年以后的真实情况告知大陆人民。”他说。

  回国后,茅家琦就跟其他老师商讨一起研究台湾历史,但他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不敢涉足。“那时我已经在招收硕士研究生了,于是就和学生一起合作。”茅家琦说。

  1988年,由茅家琦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首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当代台湾史专著。出版社开始印了5000册,后来又再版了5万册,销量非常好。“因为这本书还带有学术研究的成分,有些高校把它列为博士参考书。”茅家琦说。

  随后,茅家琦又陆续出版了《80年代的台湾》、《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以及若干篇论文。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茅家琦提出,“台湾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台湾经济恢复和‘起飞’的原因并非是因为‘美援’,而是由于台湾当局制定并实行了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

  以人文精神和理性为指导研究历史

  20世纪90年代,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邀请茅家琦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茅家琦认真阅读了很多书稿,撰写了《孙中山评传》。他说,“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实际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茅家琦向记者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思想引领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发展;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引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历史的发展。

  茅家琦认为,人文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将人文精神概括为两个方面: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大众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在他看来,应以人文精神和理性为指导研究历史。

  茅家琦还提出,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往往是一种假说——相对真理,不能视为绝对真理;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逐步修正错误,接近绝对真理。那应当如何检验历史研究中的假说是否是真理呢?茅家琦认为,一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材料,要能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是正确的;二要看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以后,是否仍然认为过去提出的假说是切合实际的。“这两条也就是指研究人员的实证功夫和思辨能力提高以后,仍然认为原来的假说是正确的。这一理念对我的史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也时刻督促着我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证功夫和思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