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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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文化人的精彩一页——“中央大学”动物大军的另类西征

一部《无问西东》让西南联合大学重回公众视野,然而国难之际,西迁的大学可远不止北平、天津的几所知名高校。当抗日的烽火蔓延至金陵古都,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同样被迫踏上了西迁的征程。这其中的故事,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太多。其中,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大故事》就记载了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王酉亭等带领当时中央大学牲畜家禽西迁的一段特殊经历。

“卢沟桥事变”后,中央大学接到内迁的指令。1937年10月,在罗家伦主持下,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名学生、1000名教职员及家属,总共4000人,随携图书、仪器共1900箱西迁入川,至11月基本完成。在下关码头,中央大学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所有高等院校里内迁最成功的典范,不仅损失最小,而且也是复课最早的一所学校。

中大农学院畜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如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罗家伦等人均觉得应当保留。他们和民生公司商量,将轮船的底舱改造成临时的家禽栖居地,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师生、仪器一起西上。

王酉亭,江苏淮安涟水人,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1931年起,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技师、畜牧兽医兼场长,抗战期间,带领师生完成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动物西迁”。

南京大屠杀的预谋,早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罗家伦校长算准了敌人的疯狂。面对在南京无法带走的1000多只中大农学院的动物,罗家伦宣布学校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均可,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只在每个品种的动物中挑选最好的一对随学校迁走,留给以后实验之用。中央大学也给畜牧场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等每人发了遣散费。但王酉亭却和大家一起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把剩下的动物带到重庆!

残暴的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在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千钧一发之际,王酉亭早早带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了四条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职工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出挹江门,至江边上船。

四艘大木船在枪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动物大军在浦口登陆。一上岸,王酉亭们就带着动物沿浦镇至合肥的公路继续前行。为确保动物安全,日夜兼程不能停。南京大屠杀开始之际,动物大军已行至离南京有百十里的路上,到12月底就过了合肥,算进入了安全地带。

动物们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和沿途采摘的草药进行诊治。合肥失守后,“动物大军”终于在1938年春节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叶集镇,王酉亭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近况。接到电报后罗家伦惊喜交集,他没想到,这些良种动物,还有希望失而复得。他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迳趋宜昌。”

1938年,这支西迁的“动物大军”一直在赶路。这支队伍前有几人“导航”,牛马开道,猪羊等“后续”;队伍行进时,两侧各随“警卫”多人,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后有押队三四人,并兼收容掉队者。王酉亭身背双筒猎枪,手推自行车,时而引导,时而督促。天寒地冻三千里,失去了一些不耐寒的小动物,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两只小牛犊。一路上,颠沛流离但也故事不断。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大军”至重庆。那是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师生们一致誉王酋亭为“中大的‘焦大’”。

罗家伦在回忆文中写道:“……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归来的将士一般。此情此景,盛况空前。

几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