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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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焕镛:人生与植物的一场旷世“苦恋”

陈焕镛

字文农,号韶钟,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森林学家。广东新会人,1890年7月12日生于香港。原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71年1月18日逝世。他于1913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1919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应聘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教授,翌年转至东南大学任教授。1927—1941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后曾任理学院院长、生物学系主任,1942年起任广东植物研究所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1949年后任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所长。1954年该所改隶属中国科学院,遂更名为华南植物研究所,他任所长、研究员。1955年6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后为生物学部)学部委员。

人生与植物的一场旷世“苦恋”

字文农,号韶钟,1890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蜚声海内外的植物学家,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解放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创建我国早期的植物研究机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对华南植物区系的研究精湛,发现的植物新种达百种以上,新属10个以上,如世玮苣苔属,任豆属、银杉属和观光木属等,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

纪念陈焕镛教授诗词

南乡子

纪念陈焕镛教授诞辰105周年

地热润交融,

农林生物喜春风,

果木桑麻花卉盛,

欣荣。

科教同岁月峥嵘。

归国献才雄,

涉水跋山千万重,

绿宝集成千百万,

陈公,

一生论著志丰功。

——海南师范学院热带生物资源研究所 钟义

任公豆歌

粤中名山多奇峰,烟峦幻出千芙蓉。韶雄远与庾关通,鸟道悬绝稀人踪。千年古木如虬龙,时生嘉卉罗珍丛。风柯纷披叶葱茏,宛如幺凤栖刺桐。是乃葛仙鲍姑所未见,名山久闭今初逢。移根瑶圃光熊熊,一洗万国凡卉空。自来珍物不世出,宜著篇什歌丰功。任公德业人所崇,以名奇葩传无穷。彩绘者谁澄如冯,锡名者谁陈韶钟。

注:1946年陈焕镛发现一种很特殊的豆科植物,创立了任公豆属,以纪念著名学者任鸿隽先生。此诗为胡先骕赞颂此事而作。

复活的灵魂

陈焕镛:此身忘世易,使世相忘难

他应该是个有传奇的人。

父亲,是清光绪派驻古巴的公使,母亲为西班牙血统的古巴人。一个混血儿往往都比寻常人多几分异域色彩——年少的他,举止与神态就有了贵族的风范和大家的气度;青年的他,有西班牙绅士的风度兼中式的儒雅,眼神总是高贵而平和。他可以是传奇中风度翩翩的伯爵,可以是多少女人们心中仰慕的王子……此时,任何想像放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更何况,他又是从美国哈佛大学走出来的,有着出色的学识,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有着深厚的英国古典文学功底,其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练且极优雅。”

但是,陈焕镛却一点都不传奇,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植物学,献给了植物标本,如果说有传奇,也是一场跟植物的“倾城之恋”,而且是一场长达一辈子的苦恋。

这场“苦恋”由哈佛大学开始,令陈焕镛感到心痛、耻辱的是,中国人研究植物分类学竟然要远涉重洋到别国去参考自己国家的植物标本、借阅资料?为何要仰人鼻息?为了开创中国的植物学,陈焕镛一毕业就迫不及待地返回中国。

确切地说,陈焕镛跟植物的“初恋”发生在海南岛五指山,那是一块“处女地”,以前从未有植物学家到过。除了意气风发,除了一腔热情,别的什么都没带,蛇与疟疾常常袭击陈焕镛。初恋往往是甜蜜的,但这场“初恋”却让陈焕镛大病一场,苦不堪言,但在陈的眼里,采集到了几百号标本虽然无比艰难,却实在令人无比兴奋,更加激发了他对中国植物的热情。

从此,陈焕镛跟植物、跟标本是“不离不弃”,生死相守——在纷飞的战火中,在沦陷的城市里,自己的生命早就置之度外。几度辗转迁移,几度奔波流离,跟随自己20多年的标本、图书终于“毫发未伤”。陈焕镛与他的标本就像一对患难“情侣”,在烽火连天的城市里,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沦陷”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还有什么比“倾城”之恋更刻骨?

也只有这种超乎寻常的“爱”,才可能将植物与人生、森林与诗歌联系起来,在演讲中赋予植物以诗意、情感,才能让他的每堂授课都引人入胜,让他的每一场演讲都打动人心。每一场讲演都被学子们赞为“绝说”,就连每一个对植物毫无兴趣的人都为之动容。这一切,没有对植物的“爱”,谁又能做得到?

因为“恋”得太深,太投入,陈焕镛对于家庭、对于儿女,对于妻子和现实中的生活,几乎无暇顾及,在小女儿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好父亲”,陈心中又何尝不愧疚?因为“恋”得太深,本来可以在香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但他还是乘香港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中国;因为“恋”得太深,跟外国植物界交换标本被批斗成“里通外国”、“文化汉奸”,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仍然放弃了举家迁往美国的机会,跟植物与标本相守到最后一刻。一场“苦”恋,何其“苦”!

在中大校史有一段记载:“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然而,这也只是这场“苦恋”的一个片段而已。

这场跟植物的“苦恋”,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植物学家,也成就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多个第一:建了第一个自己的植物研究所、标本馆,编了第一本自己的植物志,建了第一个自己的植物园,并且首次在国际学会上被选为执委或副主席,奠定了我国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声望与地位。也是这场跟植物的“苦恋”,让陈焕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最后在广州沙河医院含冤而死。

因为陈焕镛对植物的“爱”已超越寻常之爱,甚至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爱不再狭义,而是走向广博、执着、深沉,因此在病床上的弥留之际,他也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含笑地说出“我相信中国,我相信党……”想起相守50多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那些通灵的生命,他的世界一片澄澈。

人物词典

卧薪尝胆•归国

1915年,陈焕镛走进了哈佛大学树木系,他选择哈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这里收集的中国植物最多,二是要想跻身国际植物学界,必须同最强的对手抗衡,颇有些“卧薪尝胆”的精神。当时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使陈焕镛深感痛心,他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1919年陈焕镛以出类拔萃的论文、出众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树木系硕士学位,并获得校方奖学金,其师授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陈一起去非洲调查采集,但陈谢绝了,毅然返回中国,开始了漫长的植物研究之旅。

1919年秋,陈焕镛带着一本手册,还有一颗激情澎湃的心,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据说,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感染恶性疟疾,他病倒了,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蝗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陈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此后,陈焕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初建,规模虽小,陈焕镛却说:“要使它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从科、属、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统,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标本号、地区分布等,从系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陈焕镛的这套标本管理方法,为今日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拥有100多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

建所•办刊•建园

1929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1000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4000元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研究所的“物质建设”。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渐渐丰富起来,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

1930年,他创办了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1948年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本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专刊才得以继续出版。

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患难•苦恋•共存亡

在陈的眼里,标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人手里,在粤港两地几度迁移,与标本誓死相守,其中的艰辛曲折就是一部与标本苦苦相“恋”的历史,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挽歌。

1938年,广州沦陷,陈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把7万多号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自己出资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当时资金匮乏,连陈焕镛发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来解陈的燃眉之急。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危难当头,陈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但积累20余年的标本、图书又面临被掠夺的命运,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离开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

几度风雨几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陈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研究所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轶事逸闻

[声名鹊起]

陈焕镛识辨植物,别具天聪,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先生从此扬名省港。

[诗人]

陈焕镛好学博览。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工作之余,常背诵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据他的弟子蒋英说,他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炼且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写了一组英文诗表达爱祖国、爱科学的意愿,曾经被香港《南华早报》登载,并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他一生诗作不少,可惜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

[演说家]

陈焕镛学识渊博,言词幽默,其演讲与授课经常能引起现场掌声雷动。如在金陵大学执教时,因为该校为教会创办,每周必循例有一次圣经布道班,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一次,校长邀先生到班,让他作一场“宗教与科学”的专题演讲,但陈焕镛绝口不谈圣经之道,反而畅谈森林之优美,其讲题为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与诗之美),而且采用流利的英文,演讲引人入胜,顿时轰动全场,现场掌声不绝,其才华让在座之外籍教师都油然起敬,校长亦为之动容,会后竟然公布从此取消每周例行的圣经布道班,以学术讲演会取代之。

[爱国者]

陈焕镛身陷广州时,曾为陈璧君所注视。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孀妇,与陈焕镛号称同乡,因慕陈之声誉,要求陈在公众场合演讲,意欲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涂脂抹粉,先生于是应邀登坛宣讲,题为“植物与人生”,畅述稻麦是人之主粮,蔬果助身躯发育,森林作建筑良材,神农尝百草而知药物,时珍辨药草而著《纲目》……滔滔不绝,听众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美食家]

陈焕镛既系粤海世家,虽有西班牙血统,却是一位地道广东人,同时还是一位天然美食家。每次标本采集队从海南或十万大山等边远地区归来之后,他必设宴犒劳,多在李仲洛家。李系东江人,雅善制作盐焗鸡和蛇羹,脍炙人口,他不但邀请过采集队的同事“饮茶粤海”,还在一次春节,赠以家制各种芋头粉炸成的糕点,号称“芋角”。

[园艺家]

陈焕镛对庭院设计、园艺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将农学院科学馆前原林学系的苗圃拨给该所。陈焕镛老师锐意经营,每日雇请临时工数十人,亲自指挥,严寒酷暑,风雨无间,栽植花圃树木,亲自开辟桂林植物园。

(摘自广州图书馆网页:来源: 南方都市报 2008-03-24 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郭晓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