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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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学术研究可以慢下来

当我提出这个命题时,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新的技术革命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人们都是以追求高速度、高效率和快节奏为时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从国际慢城联盟的宗旨得到的启示。自信息革命以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这不仅没有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反而使城市人口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于是,1999年10月在意大利奥尔维耶托市诞生了国际慢城联盟,它的宗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居终极理想”。慢城联盟如今方兴未艾,已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加入,似有席卷全球之势。应该说慢城诞生绝非偶然,是对一切求快的反叛,这也应验了物极必反的规律。如果说人们生活和公共社会节奏要慢下来,那么鉴于学术研究的特殊性,学术研究更需要慢下来,唯有在“冷环境”中,才能穷究宇宙的终极真理。

学与术之别

什么是学术?学术一词,含义甚广,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多处提及。如果专指学问和学识的话,南朝梁何逊在《赠族人秣陵兄弟》诗中有:“小子无学术,丁宁困负薪。”南宋苏轼在《十八阿罗汉颂》中也有诗句:“梵相奇古,学术渊博”。通常,人们都是把学术当作一个词汇来理解和使用,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诠释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如学术界、学术思想、学术团体、钻研学术”,等等。

其实,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它们分别指称两种与学识有关的不同概念。梁启超是清末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他于1911年在《学与术》一文中,第一次对它们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著名翻译家严复也认为:“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两位学术大师对学术的释义是完全一致的,仅就学而言,与牛津高级辞典的注释也是一致的,它的释义是:“学术是与学校、学院有关的,学者式的、非技术或实用的,仅仅注重理论。”

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是分类的,现代通常把科学分为三类,即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开发技术。既然科学是分类的,那么承担科学研究的部门也应该是有分工的,一般地说,科学院和少数研究型大学是承担基础科学研究,工业技术部门是从事应用技术研究,而技术学院和企业则是从事技术开发研究的。这一模式,基本上得到国际共识。以德国为例,该国有两个最大的学术团体,一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下属70个研究所,它们更重视基础研究;二是夫郎禾费协会,下属38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研究。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对此,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给出了科学简明的回答,他说前者是创造作为研究的知识平台,而后者是在现有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简单地说,基础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而应用技术研究是回答: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效益?

但是,纵观我国科学研究的情况,各部门的分工并没有这样的清晰,以至于各大学相互错位。例如,某些研究型的大学,却提出要上经济主战场,花费极大精力从事应用技术研究,结果“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然而,另一些非重点大学,出于虚荣心的需要,拼命地向研究型大学里挤,自不量力的拼凑博士点,搞基础科学研究,结果劳而不获。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落后,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主要原因是实用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便赶上发达国家的学术水平。

浮夸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拐点,其标志就是追求GDP的指标。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合并,学院更名,专科学院升格,大跃进式的扩招,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了近20年。大学中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论文或是专利,求多不求新,求量不求质,抄袭、剽窃屡禁不绝,身陷其中的既有校长、院长,也有院士、博士生导师,严重地玷污了大学这片圣洁的领地。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而一旦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是这个第一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最根本的是人均占比。例如,中国科技研发人员8114万人,雄居世界第一;科技论文连续6年世界第二,专利申请数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其实,这些第一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科学真实的水平,更反映不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日本,人口尚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迄今却已有22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涵盖物理、化学、医学和文学多个领域,而尤为突出的是最近14年中,几乎每年都有一人获奖,就获奖的速率已经超过美国。中国就相形见绌了,在科学领域仅仅只有一项生理或医学奖。

就发明专利而言,虽然中国发明专利连续5年雄居世界第一,但是含金量究竟有多高?发明专利包括新产品、新方法,对产品的形状、包装以及外观设计等,而我们在后者上居然占了60%以上。中国的一些大公司每年申请专利多达数万件,这是商人们保护自己利益的作为,算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据介绍,美国许多企业的主要盈利来自知识产权,产权交易每件是37万美元,而中国产权交易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我国专利的硬伤。

在文学创作中,也一味地追求短、平、快,一部电影三天杀青,一周写出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有些剧团一个月就抛出一部“鸿篇巨制”。我国电影年产量为六七百部,电视剧年产量为两万多集,每年出版长篇小说四五千部,但销量如何呢?有不少作品,还没有进入市场,转身就进了仓库。莫言是我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获奖作品《蛙》也仅仅印刷了20万册,这与那些世界名著动辄发行几千万甚至上亿册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去年6月,在上海召开了电影票房论坛,有人提出中国电影票房即将超过美国。对此,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是最有发言权的,他认为:“中国电影工业刚刚起步,慢慢来。我希望它是开始,而不是高峰,不要让年轻人浮躁,电影工业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在我国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专利申请、出版行业、电影制作等领域,不同程度存在浮夸现象,其恶果就是粗制滥造。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这就说明,轻浮和狂躁是学术研究的大敌,学术研究只能在冷环境中求索,应当治一治“虚火”太旺的病症。我们应当看到,热环境或群众运动式的研究,只能导致浮夸和粗制滥造。学术研究要慢下来,首先是我们科学家、作家、发明家和出版人的心态要静下来,倡导板凳一坐十年冷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诞生传世经典。

学术奇迹需要漫长等待

纵观人类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历史,一切重大的学术奇迹,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什么是学术奇迹?我认为,能够称得上奇迹的,应当包括: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各一级学科世界大奖,创立颠覆传统理论的科学学派,旷古绝伦的重大发现和发明,传承百年甚至千年的学术经典著作等。显而易见,这些成就的取得,绝非毕其功于一役而为,需要百折不回的持久求索。

就拿诺贝尔奖来说,据统计,在114年中,共有889人获得这一殊荣,其中美国人占了四成。在这些获奖的成果中,除了极少数是偶然幸运者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皓首穷经的结果。例如,美国物理学家雷蒙德·戴维斯,对宇宙中微子的研究长达40年,于2002年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又是3位美国人,他们的研究耗时10年,而且经过30年的考验;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是两位以色列化学家,他们的研究经历了长达35年漫长过程。又如,英国剑桥大学生理学教授罗伯特·爱德华兹被称为“试管婴儿”之父,他用20年的时间,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培养出了首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但他于85岁才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滞后了32年。

最近,媒体报道了世界耗时最长的5个科学实验,其中之一是沥青滴漏实验,这是由澳大利亚物理学家托马斯·帕内尔等人进行的。他们耗时85年,观察到看似固体的沥青也能够流动。每6到20年会有一滴沥青滴落,迄今只滴出了8滴,其间只发表了一篇论文。此项实验的意义在于,物质的固态和液态是相对的,也是可以转化的,问题是要找到他们的临界点。这项研究获得了2005年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它的意义不在于科学贡献,而在于对历史文化的影响。实验者们还计算出了沥青的黏度,它是水的黏度的2300亿倍,这个比值真堪为是天文级别的数字,仅此一点,就可以流芳百世。

在文学创作方面,也能体现“慢工出细活”的规律,急功近利只能出劣质品。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作十年,审阅十载,增删5次;司马迁写《史记》15年;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27年;徐霞客写作《徐霞客游记》历时34年;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历时37年;歌德毕其一生之精力,用60年创作了鸿篇巨制《浮士德》,等等。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与当今中国的文学界某些急就章的作品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应当引起人们深刻的反省。

上述的事例都充分证明,学术研究贵在创造,而创造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做出第一的、率先的和旷古绝伦的学术成果。因此学术奇迹只青睐有心人,他们应当是那些清心寡欲和安贫乐道的学人,只有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学术奇迹才会光顾你。如果有谁不愿意付出,那他就休想有收获;如果没有踽踽独行的毅力,也休想有品尝学术奇迹的人生况味!

(作者:刘道玉,系武汉大学原校长)